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资源约束下的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

资源约束背景下，如何制定有效的创业导向及资源行动策略对动态环境中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能力视角，以恒瑞医药为例，探讨其不同发展阶段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①高差异性和高合法性是企业资源行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二者的侧重点不同；②创业导向为企业资源行动策略提供方向，而资源行动策略则是创业导向得以实施的保障，二者相互契合，共同促进企业成长；③多重资源约束是企业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的直接动因，而企业能力提升是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产生的有效结果，该过程中管理者认知为企业资源环境分析、创业导向制定以及资源行动选择提供有力保障。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近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工艺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规制作用于绿色创新的传导路径,进而考察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组合的并行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协同效应.研究得出: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具有正向传导作用;两种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绿色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是由市场型环境规制所决定,只有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越过特定门槛值时,两种环境规制的组合才能引致绿色创新的最大效应发挥.提出适度加大命令型环境规制执法力度,尤其要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效应;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时应优先考虑绿色工艺创新;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以期实现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目的 .     

钢铁企业大宗散货集装箱运输应用现状及发展建议

集装箱运输,在经济性、环保性、效率性、适用性等方面均比散装运输具有明显优势,并且符合"散改集"、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的国家政策,是国家支持和鼓励的方向,是大宗散货运输的发展趋势,已被宝钢、河钢、鞍钢、建龙钢铁、普阳钢铁等国有及民营钢企成功应用于煤炭、焦炭、铁矿石等大宗散货运输。虽然我国钢企在大宗散货集装箱运输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整体认知、应用范围、装卸设施、管理水平等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因此,建议我国钢铁企业从发展政策、市场环境、价格体系、设施设备等方面对集装箱运输开展系统研究,在提高认识、加强研究、创新建设、挖潜增效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提高钢企大宗散货集装箱运输应用比例,使其从集装箱运输中切实获取综合效益。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违约与杠杆周期——一个带有救助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我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发挥“稳增长”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快速上升,但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并没有随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而显著增加。为了解释企业部门违约与杠杆的周期特征,本文在金融加速器模型(Bernanke et al.,1999)基础上,引入政府对企业部门的违约救助机制,建立DSGE模型进行讨论。进一步地,本文还通过一个不合意的去杠杆政策试验表明,忽略资产价格稳定(或者说金融稳定)前提下的去杠杆政策,反而会使企业部门的杠杆和违约率同时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最后,引入一个盯住预期资产价格的动态救助规则能够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南方丘陵区新增耕地质量空间特征研究*——以江西省宜春市为例

［目的］粮食安全的根本是在耕地，关键在于耕地质量。目前新增耕地主要源于土地开发项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等，这些新增耕地需要对其开展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了解新增耕地的质量状况，分析其空间特征，这对落实国家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等具有重要作用。［方法］文章以南方典型丘陵区域——江西省宜春市作为研究区域，在新增耕地质量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地统计学、景观生态学、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的空间特征，掌握耕地质量等别的分布规律，了解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合理的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结果］（1）Moran′s I值结果表明宜春市2014年新增耕地利用质量在空间分布上的空间自相关性最强，而耕地自然质量空间自相关性最弱。（2）景观破碎度指数结果表明优、高等别的新增耕地质量破碎度大于中、低等别的； 多样性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多样性指数比较大； 优势度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等别优势度指数比较小，与多样性指数结果相呼应； 均匀度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等别均匀度指数相差不大，新增耕地质量等别比较均匀。（3）质心结果表明2013—2014年间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的格局整体上是向西南方向变化。［结论］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不高； 新增耕地的利用水平差异性较小，自然本底状况差异较大； 新增耕地质量等别类型多，各质量等别类型耕地均有增加，耕地质量参差不齐，较高等地的新增耕地相对低等地而言更破碎化； 新增耕地的开发格局向着西南方向移动； 该研究为南方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品牌认同视角下“生产商-经销商-终端商”价值共创的逻辑再构

随着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深入与完善,以品牌认同为引领的价值创造再一次引起关注,基于"生产商-经销商-终端商"三位一体的价值共创思维是重塑品牌形象强化品牌认同的关键.研究认为:经销商层面中人口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配送能力等是实现价值增值的因素,生产商层面中市场费用支持、分销政策支持、品牌战略提升是促进价值提升的关键,终端商层面中客情维护、货龄管理、品牌维护是保障价值实现的途径.     

Doing more and doing better are two different entities: Different patterns of family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amily firms bear two types of agency costs, including type I and type II agency problem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1) Outside executives at family firms hesitate to engage i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which can lead to drops in profits; (2) Controlling families employ opportunisticall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achieve their interests. We argue that a primary cause for the agency problems lies on ineffective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family firms, which can cause loss of managerial (or power) balance between outside executives and family executiv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amily firms with ownership and strategic control (FSC), which family executives and outside executives monitor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can achieve the highes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oreover, external controls, including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ubstitut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of FSC.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remium of FSC is more prevalent when the production market competition is lower. Family firms with ownership,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control (FOSC) can achieve highe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ithin a province with mor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